名家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畅谈读书的部分版面图。资料照片
名家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畅谈读书的部分版面图。资料照片
名家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畅谈读书的部分版面图。资料照片
（上排左起）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，（下排左起）王蒙、王宁、钱三强、夏衍、臧克家。均为资料照片
“靠墙摆了一排书架，架上的书，有哲学的，有古文学的”。1949年6月18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创刊的第三天，郑振铎在《朝阳》副刊撰文追忆瞿秋白，寥寥数语，照见读书如何浸润一位革命家的精神世界。
以“读书”为关键词检索光明日报数据库，郭沫若、老舍、曹禺、苏步青、钱三强、费孝通、季羡林、王蒙、陈平原……几代学者、文艺家、科学家畅谈读书。那些浸透着书香的文字，不仅留下了个人阅读的精神轨迹，更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，记录着社会发展的历程，连缀起来，是一部中国人通过阅读启智增慧、涵养浩然之气的心灵史，也是一个国家向上生长、一个民族培育精神、一种文明积健为雄的时代侧记。
启智开蒙，筑就文化坚固基石
“那你得赶快学习呀！不识字为文盲，不读书为穷盲（忙），不学习为瞎盲（忙）。”老舍改编的相声《文章会》里，有这样一句新词，话虽俏皮，却透着一个时代的急迫——百废待兴的国家，需要千千万万肯读书、能思考的建设者。这段新相声被刊载于1950年《光明日报》《民间文艺》版，传遍大街小巷。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全国文盲率高达80%。面对这一严峻现实，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由此展开。它不仅让亿万群众“睁眼识字”，更将“读书”二字，深深嵌入了社会生活的肌理。
车间、田野、炕头，阅读成为人们生活的“新内容”。读书之风浩荡，渗入文艺，渗入日常——
郭沫若在《东风》副刊以浅显语言，把读书之用向百姓娓娓道来：“读书何所为？所为能创造；改革大自然，不仅开阃奥。人间成乐园，生产水平高。”
夏衍在《光明日报》头版写文章谈对年轻演员们的期望：“养成一种每天都要读书、随时都要学习的习惯。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，学然后知不足……”
毛锜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分享读书之乐：“当我们工作中遇到困难，在束手无策，莫知所措的时候，忽然，从一本书的某个章节中得到启示，而豁然开朗，那将是多么愉快和高兴。”
《光明日报》上，全国各地读书人的心得感悟，汇成一幅全民向学的生动图景。
阅读在全社会兴起，提升阅读质量，迫在眉睫。
1950年10月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“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”的指示，明确要求“充分地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著作和编译的力量，使为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出版物能有丰富的供应，同时要用各种有效的方法使出版物在质量上逐渐提高”。13天后，《光明日报》副刊《读书与出版》在发刊词中立下目标：“经过这个刊物，来加强读书界与出版界的联系。一方面使出版物的质量能逐步提高，以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；另方面，使读者群众对书刊能作适宜的选择，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读书运动。”
这是一份朴素而深远的承诺。在这样的感召下，一批名家相继在报纸上留下了引导阅读的文字——
茅盾执笔，为读者细细解读鲁迅的小说与杂文，称其“给当时的追求真理的广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启发”，评述果戈理作品中洋溢的人民性，还与读者探讨我们为何喜爱雨果。
臧克家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，专门发表小诗《礼物——介绍“为孩子们写的诗”》：“孩子们的佳节来到了，送点啥礼物给他们？新衣服，手风琴……想想什么最称心？……有一样东西最合适，不知道您注意没注意？书店‘新书栏’的玻璃窗里，出现了‘为孩子们写的诗’。”短短几行诗，就将一本好书带到了孩子们的面前。
楼适夷面对全国每天平均八十种新书出版的新面貌，大声疾呼：出版社、报刊应当组织书评家，让每一本书都能到达最需要它的读者手中。他尤为强调：“最好的评书家应该是广大的读者群众，读者的意见，往往就是最中肯与最公正的意见。”
这些文字，不仅引导人们爱读书，更让人们学会读书。一场场阅读启蒙，为书香中国奠下了最初也最坚实的基石。从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《创业史》等红色经典被郑重推介，到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《发明家的故事》《算得快》等科普读物被热情介绍，《光明日报》的版面上，印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读书历程的每一个履痕。
勤耕书田，汲取无穷知识力量
尽管在一段岁月里，阅读的灯火一度暗淡，但人们对读书的渴望从未熄灭。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，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渴求如春潮涌动，“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”迅速凝结为全社会的共识。
读书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——为增长才干、报效祖国，也为追求真理、丰富人生。
这股求知的热望，在《光明日报》的版面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。
钱三强多次撰文，向青年人热忱推荐《简明科学技术史话》《居里夫人传》等书目，希望他们从书中汲取营养，勇攀科学高峰。1985年，他又专门发表《文理渗透 拓宽视野》，指出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趋交叉的时代，科技工作者更需提高人文学科的修养。与此同时，钱学森则从科研实践出发，在《光明日报》撰文呼吁，让研究者能及时看到外文图书征订目录，第一时间了解国外科技新成就。两位科学巨擘的文字，道出了同一个心声：书，是追赶世界、走向复兴的阶梯。
这一时期，人们对阅读的渴望火山式喷发。阅读成为人们丰富精神生活的自主选择。大量世界学术著作被系统译介，各类风格化文学作品满足不同审美趣味，科技普及、财经管理、升学自考等实用书目摆满书店书架……书海浩瀚，如何选得一本适合自己的书？
《光明日报》开设《名家荐书》栏目，邀名家开列自己的爱读书目。这些书单，是个人阅读史的真诚分享，也折射出一个时代对知识结构的思考。
历史学家邓广铭将老友季羡林所著《留德十年》推荐给文科研究生，希望青年人从中体认“造次必于是、颠沛必于是”的治学精神；文艺评论家谢冕则挑出《万历十五年》《艺术哲学》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等书，“读这类书除了知识，还有观念和态度。这不仅于治史有用，也于治文有用”；作家宗璞以“书当快意”为念，将反复读而不厌的《陶渊明集》《杜甫诗选注》《苏轼全集》等古典诗文一一捧出，劝读者读一读诗，润泽心灵……
阅读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容，日常生活里，也多了阅读的场景。《光明日报》随之开设《我的书斋》栏目，邀请名家在这方小小的阅读空间畅谈与书为伴的人生体验。
翻译家冯亦代落笔“常梦念的小楼”：“书斋如一本摊开的书，里面写着一个人的际遇和他平生的好恶。”刘心武描绘七平方米的书斋：“我热爱生活，热爱整个的生活，既热爱我小小书斋中的生活，更热爱书斋外面那宏阔博大的生活。”张世英珍爱书斋中的记忆：“学文学的妻子，学自然科学与新闻的儿女在闲谈中都能给我的书斋增添乐趣。”萧乾、冰心、季羡林、任继愈、欧阳山尊、方汉奇、蒋子龙……近百篇“书斋小史”写尽了书与人相互滋养的岁月。
我们看到的，不仅是一个个爱书人的身影，更是一个国家在阅读中汲取力量、在知识中辨识方向、在书香中走向宽广的精神历程。
书香绵长，厚植民族精神根系
“那个年代的偏远山乡里书籍不多，要找一本好书来读，真要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。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好书，还得点起油灯抓紧时间读，后面还有人催着、等着呢。”这是作家叶辛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对青年读书岁月的一段回望。
而今，叶辛笔下的艰难寻书，早已被今天的便捷阅读所取代。
出版体量之丰，前所未有——2025年，各类报纸出版230亿份，各类期刊16亿册，图书108亿册（张），人均图书拥有量达7.71册（张），书海浩瀚，静待人读；
购书途径之广，令人惊叹——实体书店遍布城乡，网络平台一键直达，移动端随时随地皆可下单，好书触手可及；
阅读形式之多，目不暇接——翻页有纸质书香，点屏有智能触感，塞上耳机可听书，打开视频可品书，千卷万册，尽在方寸屏间。
从“一灯如豆”到“一屏万卷”，时代的页码翻得飞快，阅读的面貌焕然一新，阅读的价值更让人反复掂量。
“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；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它的阅读水平。”进入新世纪，教育家朱永新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文《应该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》，倡导建立国家阅读日，疾呼“在强调提高国民素质、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、促进社会走向和谐文明的今天，全民阅读显得尤为重要”。他的建议，推动了把全民阅读写进国家战略的进程。
翻看《光明日报》近年的版面，“读书”更从一个个体行为上升为公共议题。建设书香社会，提升人民思想境界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，成为新时代的文化自觉。
学者陈平原在《读书的“风景”与“爱美的”学问》中谈道：“在一个注重知识、欣赏休闲、标榜品味的年代，‘读书’会成为风景，‘行旅’会成为风景，‘踏青’也会成为风景。这一道道亮丽风景的背后，蕴含着我们对于知识、对于社会、对于人生的新理解。”
红学家冯其庸在《不读书 无以能》中认为：“人一辈子在自我改造、自我造就、自我完善的过程中。”“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就是读书和学习。读书学习愈勤奋、愈广博，可能他的自我开发、自我造就愈成功。”
语言学家王宁在《说读书》中道出：“书，特别是经典，记载了我们的历史。历史如滔滔江河，冲刷着石砾暗礁，用看似柔软却比火更烈的力量，锻造了中华民族值得景仰的人格。”
叙书卷旧事、聊阅世感悟、谈治学心得，名家们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纵论阅读之要，叩问精神之本，讲述如何促进全民阅读、厚植深度阅读的精神根系。
2020年4月，王蒙、魏玉山、黄志坚三位嘉宾对谈，王蒙区分“悦读”“苦读”“攻读”三种境界，魏玉山引用数据谈全民阅读的喜与忧，黄志坚强调出版人的责任。从个人读书方法到国家阅读工程，话题的广度与深度，折射出一个民族对文化自信的深沉期许，对精神生活的集体追求。
从1949年郑振铎笔下瞿秋白的书架，到今日千家万户案头的灯火，《光明日报》上的这些文字，见证了一场跨越七十余年的阅读接力。翻开一本书，便是传承一团火、接续一缕香——这是我们对昨日墨痕的致敬，更是我们对明日中国的期许。
（本报记者 李笑萌 刘江伟 李蕾）
鼎锋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